养儿防老，已经成为一种奢望。

按七普数据，家庭“小型化”的趋势不可逆。

目前，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，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.62人，比2010年的3.10人减少0.48人，比2000年的3.44人减少0.82人。

回顾历次人口普查数据，家庭户规模呈持续下降态势：从1982年的4.41人、1990年的3.96人、2000年的3.44人、2010年的3.10人到2020年的2.62人，中国家庭户平均规模已降至3人以下。

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：中国家庭户平均规模降至不足三人。

年轻人和老年人分居现象严重，对父母来说，不去帮忙带孩子就已经是万幸了，指望男孩婚后任劳任怨的养老，更不现实。

不管城市与农村，“养儿防老”似乎都不顶用了。

西南证券叶凡前几天发了个研报，对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下了两个结论。

对城市家庭而言：“四二一”和“四二二”的家庭结构下，独生子女一代在家庭养老上力不从心，城市家庭的经济支出和精力重心都向儿童倾斜。

对农村家庭来说：城市化的过程中，产生了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，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和“养儿防老”的观念正在崩塌，社会化养老是未来的必然趋势。

生育率下降，子女数量变少，大城市落户条件放宽，大学生毕业起薪不断提高，年轻人到大城市购房，成家的环境不断改善，这些都是原因。

事实上，之所以近些年能打破“养儿防老”的观念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：房价上涨。

经济学家梁中华曾发过一组数据，过去10多年，有三波房价上涨潮。

2008年之后，房价波上涨是从2009年2月到2011年8月，持续时间为30个月，累计涨幅达到14%，在随后的9个月时间里回调2.3%；

第二波是从2012年5月到2014年4月，持续时间为23个月，累计涨幅有6.2%，但在之后的一年时间又回调了5.3%；

第三波是从15年3月至2019年，持续时间为44个月，涨幅高达24%，上涨时间和涨幅都远超前两波。

尤其是从2015年以来，一线城市房价累计涨幅达到44%，二线33%，三四线城市整体也有33%。

六普的时间是2010年，中间这10年，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，恰恰是房价上涨最猛、城镇化进程最快的阶段，人们越来越对“养儿防老”的观念产生动摇，这绝非巧合。

当全社会对“生男孩”不再抱有执念时，生活习俗、生活方式自然也会发生变化。

一个典型的表现是，随母姓的孩子越来越多。

随着人们思想变化，特别是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，子女随母姓情形有所增加，随祖父母姓和外祖父母姓的也频有出现。根据2020年的姓名报告，从新生儿姓氏选取情况看，随母姓与随父姓的比例为1∶12，随母姓的孩子达到了8%。

这不止是女性家庭地位提升的表现，深究起来，是全社会家庭生育观念的深刻转变。

由此也带来一件好事：是让人头疼的出生性别比，终于开始下降了。

统计局发言人付凌晖前几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随着“全面二孩”生育政策的实施，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育观念的转变，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逐步下降。

根据七普数据，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，占51.24%；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，占48.76%。总人口性别比（以女性为100，男性对女性的比例）为105.07，与2010年基本持平，略有降低。

而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.3，较2010年下降6.8，说明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。

关键就是这个“出生人口性别比”。

婴儿性别比，在正常的社会和自然状态下，一般有一个相对恒定的数值。

比如，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出生100名女婴，相应地有102-107名男婴出生。

因此，把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确定为102-107之间。出生性别比值下限不低于102、上限不超过107在国际上被视为正常理论值，过高或过低都被视为异常。

尽管111的性别比依然高于107的上限，但已经有了明显改善。

10年前，在房价还没有出现3波大涨的时候，出生性别比离谱到什么程度？

东兴证券的有一份报告，根据六普数据测算，31个省份里，13 个省份出生性别比超过120，这些省份出生人口占到出生人口总数的60%。

出生性别比的是安徽，达到了131，只有内蒙、新疆和西藏出生性别比处于正常区间。

报告的结论是：超过95%的人口，出生在性别比失衡地区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打破人们对于“养儿防老”的期望，使高居不下的性别比回归正常，似乎是房价上涨的好处。